景臣

盛世下的雒于仁

每年的正月初一是正旦节，正旦节和万寿节、冬至节一样，是大明朝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日子。在这一天，皇帝要在太和殿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，并向王公大臣赐宴，仪式极为隆重，仅次于皇帝登极仪式。关于太和殿之名，在初建时名为奉天殿，嘉靖四十一年改称皇极殿，清顺治二年改称太和殿，以下便统称太和殿。在万历十八年这年正旦，神宗皇帝取消了以往百官朝贺的仪式，不过还是照例以正旦节的名义赐予内阁大学士们珍馐玉食，并在毓德宫召见了他们。内阁大学士作为皇帝最为亲近的秘书和智囊团，本应时时觐见议事，与皇帝保持日常交流。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，除了早朝和经筵，皇帝已经极少接见大学士了，他们的大部分交流都处于纸面，或者由内臣口传。皇帝依然保持着对阁臣的尊重，却离得越来越远，以至于在阁臣们临时接到皇帝召见的消息时，都感到不胜欢喜。穿过了重重宫门，内阁大学士申时行、许国、王锡爵、王家屏终于见到了这个儿孙辈的小皇帝，也实在算不得小皇帝，虽然只有二十八岁，但是已经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十八年了，起码名义上的十八年。内阁大学士们战战兢兢地觐见皇帝，一方面，他们需要履行自己作为辅臣的义务，一方面，他们又要保持自己和皇帝良好的关系。而面对眼前这样一个年轻气盛的皇帝，这实在不是一件易事。

身为内阁大学士之首的申时行是神宗皇帝的老师，虽然他并不是五个蒙师之一，但也承担他了幼时至多的功课，并一直负责经筵，这已是极高的荣誉。五十五岁的申时行在内阁大学士中年纪最轻，却最为老练，已尊为首辅，一方面，是命运推动使然，一方面，则是个人性格的加持。于是乎，时代的洪流将这个老成持重的忠厚长者推攘着踏进了历史的浪尖。往事历历在目，夏言、严嵩、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，他轻率不得，马虎不得，恭恭敬敬，战战兢兢，用满心的诚意包裹了自我。

踏进毓德宫，皇帝坐在东榻，阁臣们西向而跪，依次致辞庆贺元旦新春，他们赧然低头，不敢瞻睹天颜，只能叩首问候皇帝陛下起居。毕竟，皇帝已经多日不上早朝了，这些内阁大学士对皇帝的近况也不甚了解。虽然皇帝近期没有上朝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理会政事。因为到这个时候，上朝已无实际处理政事的具体意义，更多只是一种象征，即表明皇帝依然是国家的主宰，皇权并没有旁落。虽无更多实际意义，但这样的仪式仍必须举行下去，仅以礼仪而言，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，当百官相信这种象征，并决心以行动来实践，这种强大的力量便会牢牢推动着国家稳步推进下去。虽然如此，文官们还是希望皇帝能做出表率，重视早朝和讲筵，虽然只是仪式，但也足以宽慰文官们的内心，让他们可以继续尽心尽力为这个朝廷做出贡献。

可神宗皇帝始终不以为然，自从万历十五年起，他就不怎么上朝了，从一开始的偶有微疾，到后来的头晕眼黑、力乏不兴，大臣已经越来越少见到皇帝了。为了不上早朝，他已编撰了许多理由，这次他还是自称病了很久。申时行他们便也不得不相信皇帝的说辞，这是辅臣的修养，更是文官的秩序，面对皇帝的托辞，他拱手回复道：“皇上春秋鼎盛，神气充盈，若能善加调养，自然能够恢复，不必过虑。”皇帝时常觉得要为自己生病的说辞找出确切的证据，既让大臣们能够心悦诚服，又能让自己稍微感到安慰些。他说道：“朕去年心肝之火常发，时感头晕目眩，胃膈胀满，近日来经过调理才稍微好些。”顿了片刻，他又说道：“只是可恨那雒于仁，肆口妄言诬我，引朕怒火，以致肝火复发，至今未愈。”申时行方舒口气，原来皇帝只是为奏本生气，那尚有回旋余地，他说道：“圣上身体为重，这无知小臣颟顸轻率，圣上就不要为他生气了。”

去年十二月，大理评事雒于仁上「酒色财气四箴疏」，直攻神宗失格之处。皇帝震怒，但已近岁暮，便扣留了下来。当时，雒于仁只是大理寺评事，一介七品小官，可他言辞激烈的奏疏直达天听，并引起了皇帝盛怒，这在明朝的历史上并不是先例，在往后的历史中也有多次发生。雒于仁在上疏中写到在朝任职年余，只见过陛下三次。此外，只听陛下龙体欠安，一切传免，无论祭祀、早朝、经筵、日讲。并对皇帝身体状况欠佳的情况上疏批评、劝诫，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“酒色财气”四字，言辞恳切，字字诛心。

皇帝让内臣把雒于仁的奏本递给申时行，说：“先生看这奏本所言，竟然说朕酒色财气均沾，请先生评评理。”申时行展开奏本，还没来得及答复，皇帝已经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他说朕好酒，天下谁人不饮酒？要是酒后持刀舞剑，确非帝王举动，可我又何曾做过这样的事？又说朕好色，宠爱郑氏。朕只是见郑氏勤劳，一直随我左右，朝夕都在小心侍奉。像是恭妃王氏，他有皇子，朕便着他好生照管，母子相依，她便不能朝夕侍奉我，朕哪里有什么偏私？他说朕贪财，因为受了张鲸的贿赂，所以才重用他，去年李沂也这般说。可真是荒唐，朕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天下之财，皆朕之财。要是朕贪图张鲸之财，怎么不抄没了他？还说朕尚气，古语说少时戒之在色，壮时戒之在斗。斗就是气，朕岂能不知？但是人孰无气？就像先生也有童仆家人，难道不加责治？如今这内侍宫人有时做事有差池的，确也也杖责他们。但是也有生病死掉的，如何能说他们都是杖责致死。先生请将这奏本拿去，票拟重责！”申时行赶忙对答：“这等无知小臣，都是道听途说，轻率上奏。”

皇帝怒气未消：“他这还是沽名钓誉，讪君卖直。”申时行便顺着皇帝的话说：“他既然沽名，皇上如果重处他，反倒促成了他的名声，也损害了皇上的德行。只有宽容，不与他计较，才能彰显皇上之圣德。”皇帝闷闷不乐，沉吟答道：“这说的也是，倒不是损害了朕的德行，却也损害了朕的度量。”申时行深明上意，说道：“圣上度量如同天地浩大，能有什么是容不下的。”皇帝取了奏疏看了又看，然后又递给申时行，让他再仔细阅读。申时行方才读了大意，皇帝又怒上心头：“朕还是气他不过，必须重重处罚他才是。”申时行又紧张起来，答道：“这奏本本就是轻信讹传，如果票拟处分他，使之流传四方，反倒坐实了奏本所言。臣等愚见，皇上还是照旧留中为好。容臣等将此事载于史书，传之万世，后世之人必定会称赞皇上为尧舜之君。”说罢，又把奏疏送呈到皇帝面前。

皇帝又说：“那该如何设法办他？”申时行答道：“这奏本既不能发出，也没有其他办法，还望皇上宽宥。臣去给本寺堂官传话，使之去任可也。”皇帝首肯，脸色也稍微平和起来：“先生毕竟是朕亲近之臣，朕有些什么举动，先生都能知道些，先生看，哪里有他说的那些事？”申时行对曰：“宫闱严密，九重之深，臣等也不能详知，更何况那偏远小臣，信口胡诌而已。”皇帝还是生气：“人臣就该明事理，好好辅佐君王。如今没个尊卑上下，任由他信口胡说。以前御史党杰曾奚落我，我也忍了。现在雒于仁又这样，是不是因为没有惩办过他们，他们便如此放肆。”申时行回答说：“人臣进言，虽出于忠君爱国，但也该从容和婉些。臣等也是遇到些事体不得不说时，才敢呈奏皇上。臣等岂敢不跟皇上同心？如此小臣，臣岂敢维护他？只是觉得应该以皇上圣德和圣体为重。”

皇帝终于舒缓了些，说道：“先生这般尊贵，尚知尊卑上下，而他那小臣却敢如此放肆。近来只见议论纷纷，以正为邪，以邪为正。一个奏本还没来得及看，又呈上来一本，让朕应接不暇。朕今天点上灯看字，也不甚分明，如何能一一遍览？这样下去真 不知道朝纲会变成什么样！先生们为朕股肱，恳请做个主张。”申时行等人说：“臣等才薄望轻，只是踏着前人旧辙而行，一应事体，上则呈秉皇上独断，下则付诸朝野议论。所以不敢擅自主张。”皇帝说：“并非如此，朕是心脏，先生们就是股肱，如果心脏没了股肱，身体又怎能运动？朕既然委任先生们，又怎能畏惧回避？还是要替朕做个主张，任劳任怨，不要推诿！”申时行等人感恩皇帝信赖，叩头称谢：“皇上以臣为股肱，如此优待臣等。臣等安敢不尽心图报？任劳任怨四字，臣等定书之座右，朝夕服膺。”

于是，在申时行的和解之下，这篇奏章留中不发，无限期扣押不予处理。后来，随着批驳皇帝的奏疏越来越多，扣疏不发也遂成惯例。此例一开，庙堂争议，与君国不生效力，惟在臣僚之间自生恩怨，朋党分歧，言论庞杂，任事者无所措手。

事后，由申时行传谕大理寺卿迫令雒于仁请辞，对雒于仁而言，无论是讪君卖直、标榜道德，还是公忠体国、为君图谋，他终究是名垂青史，体现了自己的价值，让后世能够一再提到他的刚正，以及他笔下那个昏聩的明神宗。而对神宗皇帝来说，一切都没那么幸运，从表面看来，皇帝具有传统意义上天赋神赐的无上权威，似乎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。但事实上，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，百官对皇帝绝对服从，并不是没有条件的。皇帝其人，只是制度的牺牲品，贵为天子的他们却少有自由，更多的时候是被文官集团要求着要“敬天法祖”。从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，无不被管束，被牵绊，最好能够一言一行都足以成为万民之表率，顺应上天的意志。这也就意味着，皇帝的所作所为不能有任何文官口中的僭越，否则就有失君王风范，略有个性就会被认为是逆天无道，毫无主见即可称之为忠孝仁君。帝王当然也可以一意孤行，做任何想做的事，尽管很多时候尽管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，他们也得不到平常人的自由和快乐。包括皇帝在内，帝国的上层统治者，无不遍览史书，怎不知帝国兴衰败亡之由。对于我国幅员之辽阔，谈其兴治尚可，付诸实际并想取得应有的效果又是何其困难。励精图治很多时候只是一场梦吧，提起明神宗，多数人只想到被冠以昏庸之名号，谁提起他前后四十八年，其间大小事无数，多少兴败由此展开。也许，他也曾怀有抱负，希望他的国家能够变得越来越来；也许，他也曾付诸努力，也曾为了理想而战斗。但这一切，似乎都泯灭的早了些，是张居正对他造成的负面影响，还是国本之争让他彻底失望，是他掌权后的沉溺于快乐无法自拔，还是他看透了世事变幻白云苍狗的虚伪，我们不得而知这些原因，但确实看到了在他手中，帝国的陨落。我并不想为明神宗辩解什么，衰落是事实，孟森先生所言“明亡于万历”亦是事实。但有太多太多人，喜欢用三两个片面极端的词语去概括一个人的一生，非黑即白，非善即恶，可这，并非人生的常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