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失的十年
嘉靖三十年，张居正为严嵩赋三瑞诗，称颂严家的瑞竹、瑞芝、瑞莲三物。彼时夏言既倒，徐阶未起，世宗的力量正维持着这江西分宜的瑞莲日新月异的不断滋长。张居正在诗的结尾写到：“扶植原因造化功，爱护似有神明持。君不见，秋风江畔众芳萎，唯有此种方葳蕤。”而事实上，经历过上年的庚戌之变，张居正对严嵩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并最终促使他和徐阶站到了一起。此时的徐阶仍在精心结撰青词，讲求经世之学，静静地等待着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暗地里不断蓄力。终究经验还是跟着年龄来的，年轻的张居正对时局的愤懑已经到达了极点，但他也不敢有任何表露，毕竟杨继盛、仇鸾车鉴在前，他只能选择隐忍。
此时，大明开国已经快两百年了，时代变迁所带来是技术的革新和观念的转变，但更多的是越来越臃肿的国家机构和庞杂的社会体系。似乎这是所有王朝发展的必经之路，此时各种问题已经凸显了出来，官僚集团人浮于事，土地兼并严重，农民纷纷破产，国家财政也愈发捉襟见肘。此时的大明王朝就像是一架老旧的机器，只是靠着微弱的惯性在维持着，恶性循环之下更无任何求变之举措，如果此时没有一剂猛药服下，则大厦将倾，狂澜即倒。所有人都知道这架机器出了问题，但最多也只是对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修修补补，安慰自己道一切都是积重难返，很难做出改变，只要能够安稳地运行，低效和腐败并非不能容忍。当这样的观点成为常态，当所有读书人都把做官当成敛财的工具，那么朝廷治国所推行的伦理道德似乎也都可以放在一边。但终究会有人会站出来，有人身体力行，恪守孝廉，以刚毅的信念支撑着自己，于是海瑞成为了标杆，成为了众人敬仰和立志效仿的榜样，立德于百官之中，立信于万民之间，也成为官方所推崇的宣传样板；也有人不拘泥于成法，不修边幅，法古修今，注重成效，于是有了张居正平地惊雷，渴望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，为了这一天，他已经等待太长太长时间了。
隆庆六年，穆宗垂危，他和高拱、高仪同受顾命，在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辅助下，他一步步走向了首辅的阶梯。彼时年幼的神宗皇帝对他只有无限的恭敬和崇拜，张太后也对他欣赏至极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更是和他志同道合，有了上层无条件地支持，他的改革之路无比顺畅。万历初年，年幼的神宗皇帝在李太后和张居正的管教下聪睿好学，对先生张居正也百依百顺，再加上廷臣的默契配合、言官的集体噤声，改革之路一片光明，似乎一切都在流露出中兴的迹象。不知，彼时的张居正是否也曾幻想，在他手中缔造出可比拟昭宣和光武的“万历中兴”。于是，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针对贪腐成风、人浮于事的官僚集团，他颁布了考成法，根据业绩裁减冗官，提拔干吏；针对土地兼并严重，大地主瞒报土地、拖欠税收的现象，他下达欠税收缴考核标准并全面丈量国家土地，彻底扭转了财政长期亏空的局面；在完成土地普查以后，他推行一条鞭法，用银两上缴赋税，取代以往粮、布等实物上缴所造成的物资浪费、存储成本以及官员在收缴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现象；针对边境战事，大胆启用戚继光、李成梁对抗蒙古和女真。
所有的这些，仅凭一人之力是难以维持的，可张居正的的确确做到了，他无疑是幸运的，也无疑是孤独的。我想，在踽踽独行的改革之路上，他更能体会到往昔王安石的落寞。不过，王安石至少有富弼、韩琦这些老臣的支持，而在张居正的身后，再没有别人。贾谊在「吊屈原赋」中写道“凤漂漂其高逝兮，固自引而远去。袭九渊之神龙兮，沕深潜以自珍。”以此安慰自己恨不能如原之时，便索性拂袖而去，寻求一种无能为力的解脱。人们总是会歌颂自由、歌颂洒脱。而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逃避。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他们原本有更舒适安逸的选择，但还是他们站了出来，真正的肩负起了天下。
可张居正也终究非道德上的完人，在同时代王世贞笔下，他骄恣贪恨，又有宵小之人为之翼。在孟森先生笔下，他的勤恳愈发凸显出神宗之荒诞。在黄仁宇先生笔下，对于申时行报以了极大的理解与同情，却对张居正言失偏颇。在朱东润先生笔下，他处在神宗和百官之间不得不左右逢源、八面玲珑，又不得不小心谨慎、步步为营。
万历十八年，也就是公元一五九〇年，这一年，是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九年，他的新政已经废除殆尽，他心中期待的“万历中兴”非但没有出现，甚至会加速将帝国拖入深渊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李成梁开始在白山黑水间养寇自重，女真的崛起和蒙古的侵犯让这世间的天平开始倾斜。夏天，蒙古垛落土蛮部的火落赤开始侵犯明朝边境，六月犯洮州（今甘肃临潭），七月犯河州（今甘肃临夏），横掠内地二十余日，朝廷默然，无所举动。戚继光和俞大猷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后的战神，属于他们的时代也已然过去，也不会再重来。
这一年，神宗曾对申时行说：“祖宗训录乃今朝之史鉴，岂可不得而知。令抄写装订成册，以便朝夕览观，知我祖宗治国家之法，修身勤政之要。”于是申时行奉命进呈「累朝训录」，共一千九百二十八卷，他仍对神宗皇帝仍抱有幻想，他用了最大的诚意去奉献，去等待。渴望看到神宗励精图治的那一面。却也在这一年，神宗遇早朝经筵，多令内臣传免，申时行在免讲之日仍进经筵讲章后，神宗皇帝正式宣布，永久停止经筵。
这一年，户部上奏已入不敷出，去年因灾荒严重，数行减免，岁入仅三百三十九万两，而出数比入数竟多了一百万两。工科都给事中邵庶等人建议厉行裁革冗员，节省开支，如锦衣卫之带俸官役、鸿胪寺之译字生、光禄寺之厨役、各监局之工匠等等，诸如此类，视其缓急，渐次裁革，以节约为生财之道。另外，建议京师增修城垣的工役也当罢撤。神宗见到邵庶的奏疏之后，却以为京师城垣关系重大，若坍圮日久，将来费用愈多，命照常兴工修理。工程停不得，人心失不得，便这样死死硬拖着。也是这一年，为了增加税收，神宗责问内阁开矿事宜，申时行回奏称山泽无遗利，开矿必聚众，聚众必防乱，由此造成的开支损耗与收效还需再斟酌。既无余利，也无节流，国家财政竟然已经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地。
这一年，神宗二十八岁，申时行五十四岁。也许是被压抑得太久，渴望绝对的自由，掌权之后的神宗皇帝一概废除新法，这消失的十年成为大明衰亡的转折点。百官揣测皇帝态度的转变，便更是加大火力诋毁逝去的张居正，言官为了一己私怨，诽谤中伤张居正的声势甚嚣尘上，所谓清议，此刻也已变成了发泄的途径。此时，连素来与张居正不合的王世贞都不忍直言惋惜，阁臣许国面对此种情景，更是愤然求去，上疏言：“过去专恣在权贵，如今在下僚；过去颠倒是非在小人，如今在君子。其意气感激，党同伐异，罔上行私，浮薄喜事。”这是现象，也是本质，此时的言官已经越来越失去他们作为纠绳施政的原则和立场了，到后来东林党、浙党、阉党并起，言官就更是堕入尘埃，依附门庭，毫无正义可言。
在万历初期，因为张居正的铁腕政治，言官被压制，施政也未遭到掣肘。但他去世后，随着言路大开，言官与政府却渐行渐远，以至于后来言官在神宗皇帝这里也变成了强劲的对手，相互谩骂，相互诋毁，当维持国家稳定运转的文官集团也无以为继时，当察觉到国家已经迟钝到难以运转时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申时行力求稳定，他尊重体制，寻求公允，力求在皇帝与百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可这一路走来，每每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斗志消磨的神宗皇帝与遵守成宪的文官集团开始了他们的战争，战火虽刚开始蔓延，但万历中兴的宏图大业却早已覆灭，甚至埋下了明朝覆亡的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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